“一国良制论”的来源及误区

2019-05-24 22:10

“一国两制”作为一种聚焦于国家统一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宪制构想,最初针对台湾问题而设计。“一国两制”内含一种可追溯至中国古典治理“一国多制”模式的和合智慧,并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世界体系中作为一种超越冷战思维的和平发展模式加以改造和实践。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政策化和制度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台湾当局看来,即便从1980年代开始,“一国两制”都具有大陆“统战”的定位和谋略,因而试图提出对抗性的论述,“一国良制”就属于这样一种论述。与后来更为激进的“台独主义”相比,“一国良制”仍然是在一个中国框架下的政治论述与宪制主张,隐含对大陆体制的制度性歧视及对台湾民主模式的过度推崇。

“一国良制”论酝酿于1980年代蒋经国末期,逐步成熟于1990年代李登辉时期,是对台湾民主模式的正当化论证及对两岸关系建构中“一国两制”方案的规范性排斥。这一理论主张的基本要点是:其一,台湾民主化与民主巩固代表华人社会民主的典范,因而属于“良制”,大陆体制属于威权专制政体,这一二分法构成两岸政治对峙的来源;其二,两岸关系的本质是制度竞争,两岸关系的宪制突破应当朝着适应和接受台湾民主模式的方向进展;其三,大陆的“一国两制”方案有统战嫌疑,对台湾民主与自由可能构成一定的渗透和损害。这一论述尽管没有放弃国家统一,但却以台湾的局部制度存在作为唯一正当合理的制度选择,包含对大陆主体政治制度的歧视性认知,以及对“一国两制”宪制安排的结构性抗拒。

这一论述可以视为国民党版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政纲的理论化,作为与大陆进行制度竞争与政治对抗的理论武器。这一论述中关于台湾民主优越性的部分为民进党所继承,但其中涉及统一性的部分则被排斥。即便是在野的国民党,其主导论述中仍然排斥“一国两制”,而以“一国良制”为其理念框架。这就与大陆的“一国两制”主张及习近平2019年初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倡议存在规范性冲突。  

国民党的道统与政统在其大陆统治时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与正当性,代表了一定范围的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对国家统一与富强的方案探索,是孙中山民主革命路线的实践性展开。然而,国民党在孙中山去世后的政治蜕变、腐败与主权代表性上的重大缺陷,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正当反抗。1949年新政协立宪建国标志着中国人民选择了大陆政治体制并在此道路上开展了至今长达70年的现代化建设与主权秩序巩固,使得中国人民的整体福利及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结构性的提升。  

退居台湾后的国民党政权不仅长期维持着威权统治,而且由于丧失了大陆主体统治资格而不能够始终如一地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加以整全性思考和行动,相反日益蜕变为本土化政党并屈从于民进党的泛本土主义。因此,国民党甚至台湾中间派人士共同建构与维护的“一国良制”已经不适合中国的整体治理现实与大规模共同体的宪制建构需求。同时,台湾民主就其实际表现而言,不仅逐步陷入了本土化、民粹化的政治漩涡,而且在民进党全面执政条件下更是出现了异化的转型正义、去中国化、文化台独乃至于全面台独准备的宪制破坏行为。国民党的“一国良制”因其地方性而有局限,因其本土化和台独化而反向侵蚀和损害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                

相比之下,大陆体制在建国70年间已取得了现代化建设与国家治理层面的长足进步:其一,大陆体制有效维护了国家民族的主权完整与发展利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实现了孙中山关于民族复兴的初步目标。

其二,大陆体制下实际按照“一国两制”的方式给予台资、台胞以高度尊重和惠顾安排,促进了台湾经济与大陆的和平发展。

其三,大陆体制经过改革四十年的探索进步,已初步建立起覆盖大陆和港澳的民主法治体系,在治理现代化层面不断探索建构适合大陆大规模体量与复杂性的制度技术。

其四,大陆按照“一国两制”方式解决了港澳回归问题,制定了港澳基本法,保障了港澳地区的高度自治和繁荣稳定,并将国家战略机遇如“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优先开放给港澳,促成港澳经济与社会的二次腾飞。

其五,大陆秉承中华文明内在的“一国多制”宪制智慧及港澳经验模式,提出针对台湾的“一国两制”方案,主张通过民主政治协商方法完成终极统一,兑现民族复兴承诺,这是在更高的宪制战略与结构层面对台湾地位、角色、价值与未来愿景的负责任倡议及规划,且台湾各阶层、团体与一般民众均有较为充分的协商参与机会和塑造最终框架的正当影响力。

其六,大陆正是看到台湾民主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因素而采取了“一国两制”框架,不用大陆制度去强行改变台湾制度,而是设计出高度自治的未来宪制框架,允许台湾民主继续保持其制度活力并对国家民族的整体治理进步作出切合其分量与角色的可能贡献。这些具体而历史性的治理进步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宪制层面的开放性与创造性空间,不能因为台湾当局曾经的“一国良制”对抗竞争性意图和偏见而被长期遮蔽。            

总之,“一国良制”论代表了国民党曾经的政治道统,有其在中国历史特定阶段的合理性,但其地方民主经验局限性及对大陆政治体制与治理进步的歧视性,决定了其不适合作为两岸政治协商的合理框架,更可能因其对制度差异的偏执而延误统一进程。两岸和平统一应当回到“一国两制”更宏观、开阔及富有宪制创新性的轨道上来,才能不断凝聚共识,共同形成具体宪制方案,推动台湾融入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与制度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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